困境 高供给成本约束中国经济
高税费成本一直是中国企业在生存过程中不能言说的痛点之一。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据测算，从微观层面讲，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平均约40%。而以我国的政府总收入除以GDP所得到的国家宏观税负在2014年达到37%，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最高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
在高税费成本之外，中国高企的融资成本也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不太正常”。滕泰表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由于其缺乏储蓄和外汇储备，利率高企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的储蓄率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高利贷和钱荒的现象就不太应该了。他坦言，在市场利率高企的情况下，有些企业由于赚的钱还不够支付贷款利息，被迫倒闭；而有些企业则是主动放弃主营业务，拿赚的钱去做高利贷生意，进一步助推了利率高企。
降息是最为直接的促进融资成本降低的方法。自去年11月开始，央行已经累计降息6次，存款利率下调幅度达1.5%，当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再创历史新低。在政策效应之下，贷款利率确实有所下行。截至今年9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70%，比去年12月下降1.08个百分点。不过，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感受来看，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仍然没能根除。
此外，企业和政府部门沟通的行政成本也不容忽视。滕泰说，这方面的成本虽然不好量化，但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如果能够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也是在供给侧激发企业活力。“为拿审批反复跑路、耽误时间都是企业成本，这一类成本需要政府改革去解决。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给企业带来无形成本。”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表示。
总之，高融资成本约束、高税费成本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成为束缚中国经济供给体系的主要因素。专家认为，只要政府下决心改革，减少供给侧约束就能够较快见成效。
发力 精准降税费为企业减负
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之一是要通过减税增加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然而专家认为，减税也不能“大水漫灌”，需要精准定向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节税收结构。
近年来，政府通过“营改增”、小微企业税收减免等政策使得部分行业税负有所减轻。“营改增”累计减税逾4800亿元，仅在今年上半年，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就共计减税486.31亿元。“但是几千亿的税收减免和20多万亿的政府总收入相比还是太少，”滕泰认为，“在减少行政性收费方面，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往往中央政府决心很大，落地却有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更有效的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直接提高企业利润、刺激企业投资；减少个人所得税，直接提高个人消费。”
刘尚希则认为，减税主要应通过“营改增”来实现，消费税、资源税等税种要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调节作用，非但不能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适当提高。
“可以考虑对企业所得税适当做一些调整。减少企业所得税对僵尸企业、亏损企业没有影响，但有盈利的企业可以增加盈利水平，处于盈亏边缘的企业可能产生微利。”刘尚希称：“不过对企业来说，暂时亏损不一定会倒闭，最关键的是现金流，企业的‘三角债’可以把企业拖死。从这个角度讲，企业所得税能解决的问题也很有限。”
至于个人所得税，刘尚希认为由于只有7%、8%的人缴纳个税，减税也只有极少人受益，因此没有太大必要。
当然，在减税的同时也需要综合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刘尚希表示，经济新常态带来了财政的新常态，财政收入急剧下滑，减税的度怎么把握是很重要的。“如果要鼓励企业投资，减税的作用不会很大。因为投资有规模要求，不是减税100块就能增加100块投资。要防止减税没达到目的，反而使得财政不堪重负，债务大量攀升，加大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
针对这一观点，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认为：“表面看，在特定时期内因为减税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了，实际上通过减免税负可以刺激投资，增加税源，相应的税收收入也会增加。”
除了税收之外，专家普遍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清理、减少各类收费。“我国的社保缴费率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偏高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是有余地的。”刘尚希称。
根治 优化融资结构是关键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降息虽然直接，但并不是化解当下中国融资成本高企难题的根本路径，最重要的还是要坚定地坚持金融改革的方向，解除金融抑制，推动融资结构优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此来降低融资成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了优化融资结构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性。他表示，从去年开始，央行一直在有意引导资金成本的下行，包括最近也下调了常备借贷便利的利率水平，但是这些举措都只是降低了银行资金来源的价格。对于银行来说，银行贷款的定价除了参考其获得资金的成本之外，更为首要的考虑是贷款风险的问题。“在经济下行周期，优质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不足，而资质一般的企业风险在上升，银行出于收益覆盖成本的考虑，必然会对风险高的企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曾刚坦言。他表示，银行信贷的本质决定了其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而为了解决企业融资成本的问题，在目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发展非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优化融资体系结构，加快其他融资方式的发展，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从直接融资方式来看，股权类融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较高，目前，应该鼓励这一融资的发展；而从除银行之外的间接融资方式来看，可以发展金融租赁等融资方式。金融租赁和银行不同，由于其物权在金融租赁公司手中，因此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其一般金融租赁的融资周期也比较长，这两点都能克服现有银行融资的缺陷。”曾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