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构建双管齐下的融资体系，即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银行信贷间接融资，已经成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双动脉”。其中，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改善公司治理更具突出优点的直接融资，在中长期内都会得到扶持和呵护。基于此，适度控制杠杆、增加新股发行以稳定“慢牛”行情，并向注册制的股票发行制度顺利转换，是近期资本市场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无论从风险破坏性，还是从此轮行情的可持续性，过高的杠杆无疑是不利的。近期股指大幅波动，一方面是受到了监管层整治场外配资（伞形配资、股权质押、P2P配资等）的影响，另一方面融资和配资后的资金本身对于市场比较敏感，高位减杠杆的也很多。股指大幅波动也在考验着杠杆投资者的心脏，其实也不用监管层太多打压，融资方和投资方会自主收缩杠杆率。
证监会在月初已经放行30家的基础上又放行了25家新股发行，并且同时宣布一个月两次新股发行，这将会成为未来IPO的新常态。这意味着，新股发行量将成倍增长，一方面意在给热度不减的市场注入新投资品种，另一方面积极向注册制靠拢，更重要的是给市场传达积极的信号，给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廉价的投融资资金。
动辄1万亿元以上的两市成交，意味着资金已经开始向资本市场分流，但资金能否投向嗷嗷待哺的实体经济，避免“避实入虚”才是最关键的。毫无疑问，始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在稳定经济增速、降低融资成本、促进前景预期转好和创造良好的流动性环境等方面，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三期叠加”、新旧增长动力“衔接”压力大的背景下，一季度经济数据尚在预期之中，也实属不易。
但这仅仅是短期内的利好，或者是阶段性的稳定。目前实体经济面临的不仅仅是周期转换，更是结构转型，结构转型期需要5-8年的时间，也就是完成阶段改革任务的2020年前后。在经济转型的“青黄不接”期，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足或观望，是正常事情。例如，2009年以来，尽管美国市场及经济复苏趋势渐进形成，但民间投资并不稳定。以2013年3月的数据看，美国企业的现金储备高达1.45万亿美元，连续几轮QE在转化为民间投资上非常不易，原因就在于企业在转型早期并不喜欢花钱。
因此，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到企业“发动机器、开足马力”加大投资，还是要有一个过程。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培育企业投资意愿，而降低投资的各类成本无疑是第一步。但是，即便2013年以来上下齐动、多措并举，但融资成本也仅下降20-30个基点，考虑到PPI连续30几个月负增长，实际承担的成本在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若与去年四季度比，目前贷款利率水平甚至还有上升。
除了融资成本继续高企外，各种隐性制度性成本也浮出水面，比如工商注册、银行服务收费、中小企业税负、企业办公成本（网络、水电等）、准入评估（如环评）等，都亟待降低。在我国，融资成本和地价成本要比国外高出5倍左右；网络宽带费用比美国贵4倍，速度仅为美国的一半。
当然，隐性制度性成本需要改革来降低，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是A股“融资功能”到“投资功能”转化的关键一步。但是，即便新股发行加快，但由于融资成本较高，再加上转型期投资意愿本身不足，对冲了经济下行时期的盈利水平，融资转为投资的进程有些艰难。另外，为上市公司做配套生产的广大中小企业，其融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投资意愿更低。因此，需要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让互联网金融、民营和小微银行在公平的环境下与传统银行竞争。
短期内，出于“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考虑，需要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利率，即近期降准后还需再降息。CPI连续两个月在“1以内”，CPI连续37个月负增长，而美国二季度加息的概率不大，这就为降息打开了空间。更重要的是，短期内，发挥好银行信贷、政策性金融贷款、地方债券置换和发行，对于“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已经进入了实操程序，而低融资成本环境无疑是最关键的。因此，建议二季度继续启动降息程序，降息1-2次。
目前，降息具有综合效应，一是降低社会无风险利率，今年6000亿的地方债券发行、1万亿的地方债券置换将有望获得机构认购，不仅为基建投资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而且缓冲地方政府平台融资规模紧缩；二是政府债券融资投入到实体经济，这是地方“真金白银”的投入（不是以往靠注入土地），低成本发债提升了基建项目盈利预期，将吸引商业银行信贷投入增长，改善银行“惜贷”情绪；三是普惠性地降息将边际改善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中小企业投资积极性回升。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股市杠杆率的拉升，特别是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伞型信托给予的配资，不仅分流了银行储蓄资金，也间接推高了全社会资金的成本。因此，为了防止杠杆率再次提升对于融资成本的刚性拉动，把降息的效应真正落到实体经济融资层面，要适度控制杠杆率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