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图看成中国经济的体检表,那么其中一个陡然向下的箭头不得不引起注意。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较之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
民营企业怎么了?“不能光看宏观政策如何,还要听民营企业家的真实感受。”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决定走到企业家中间去听一听、看一看。
2016年年初,他与中国社科院教授冯兴元发起了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的调研,历时近一年,专家课题组团队先后赴贵阳、武汉、杭州、大连等4个城市的民营企业中进行调查。
座谈会变成了“诉苦会”
这次由多名学者发起的调研不能只有程式化的调查问卷和冷冰冰的数字统计,请民营企业家和学者一起座谈聊天“听听真心话”,是调研过程中很重要的环节。
令李炜光惊讶的是,座谈会常常变成“诉苦会”。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近20年的女企业家谈到经营多年的企业,最多再撑一个星期就发不出工资了,忍不住失声痛哭,“感觉太难了,实在撑不下去了。”
这是一家已具有相当规模、生产起重设备的机械制造企业,也是经济下行中受影响最大的一类企业。李炜光说:“在这波经济下行的大潮中,规模大、造价高、重资产的制造类企业受冲击非常大,其中重工业受摧残最甚。”
女企业家的哭诉并非个例。
参与调研的民营企业分布在中国的东、中、西及东北四大区域,杭州、武汉、贵阳和大连作为各区域的代表城市,基本上每个地区至少调研30个企业,覆盖了国家统计局划分的12个大行业,“不能说代表整个中国,但确实有一定典型性”。
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苦苦硬撑,有的靠偷税漏税苟延残喘,有的把资产转到国外,留在国内的企业成了空壳。这种情况在华北地区有不少,东北和中部地区更多。
87%的企业家感觉税负很重和较重占中国企业9成以上的民营企业,税负痛感更强,这在调研中的几组数据里显露无遗:87%的企业家认为税负很重和较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而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反映出我国总体税负水平可能已经严重拖累了企业经营。”
另外,企业税负也可以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中的“企业总税率”来衡量。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包括所得税、劳务税(五险一金)、转嫁不出去的流转税负担,以及其他各种税费占商业净利润的比例。
在中国,企业总税率在2012年以前大体处于世界中等水平,2012年至2013年间骤然上升,这之后3年的总税率分别是68.7%、68.5%和67.8%,逐年微有下降,但处于世界高水平,高于高收入国家,也高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6年的数据日前已公布,中国重回68%,说明今年以来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的努力成效有限。
查看2016年中国总税率68%的具体构成,其中10.8%为利得税、48.8%为劳务税、10.8%为其他税;由此可见,占比较大的税费负担为劳务税,即公司作为雇主为雇员配套缴纳的“五险一金”支出,在2016年,是世界平均水平16.3%的3倍。
李炜光说,目前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不过10%上下,平均百分之六七十的税费占比足可以让大多数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原因。”
存在重复性收费、设计不合理等问题
调研发现,企业家认为不合理的税种,较多地集中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和与房产相关的税,这构成企业较大的成本困扰。企业家另一项不满意的税是企业所得税。此外,征税程序和税制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对企业的困扰超过税率的影响,说明我国企业家对税负的感受没有停留在直观层面,而是看到税率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家表达了对未来我国税制法治化的较高期待。
另一个现象是,营改增对企业本是个利好,但有部分企业家表示,税负不减反增。在调研的企业中,有57家企业经历了营改增变化,其中有36家反映税负提高了。
还有企业家抱怨“五险一金、残保金、水利建设金等”的缴纳存在较大压力,一些企业在没有赚到钱的时候还要缴纳税收,便觉得很冤枉且失去纳税的积极性。
李炜光认为,如何在今后的税制改革中更多地体现与市场经济更加适应的轻税思维,既不增加整个宏观税负的水平,也不增加企业税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