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在钛媒体2022 T-EDGE全球创新大会上，多位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围绕“未来企业如何应对创新挑战”展开专业讨论与交流。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金融与产业发展专委会主任杨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管理学家彭剑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管理学家吴春波，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兼首席研究员、国务院金稳委金融市场预期管理专家成员纽文新出席圆桌论坛并发表观点。
《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就是彭剑峰教授，作为管理学界非常资深的专家，谈及今后管理创新的发展方向时表示，从工业文明的角度看，管理创新是一种累积式创新，跟技术创新不一样，管理创新往往是70%积累+30%创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最优实践的积累，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所以它是一种连续性的创新选择，是一种迭代的创新。
华为早年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体系，像IPD、SC，走先僵化再优化后固化的模式，这是一种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管理创新。
吴春认为国内企业需要转变理念，把管理放到应有的位置。
当下，疫情阶段，外部市场萎缩，企业需要提升管理能力，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管理创新，首先要对管理进行重视，现在很多企业组织都是机会导向、市场导向、业务导向、订单导向，我们要回到科学管理的本位。管理能够节省成本，能够带来效益。
以下为圆桌论坛实录，略经钛媒体App编辑：
杨健：彭剑峰教授在管理咨询方面也是有口皆碑的，《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就是彭剑峰教授，作为管理学界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大咖，你认为我们如何确立今后管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彭剑峰：从工业文明的角度看，管理创新是一种累积式创新，跟技术创新不一样，管理创新往往是70%积累+30%创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最优实践的积累，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所以它是一种连续性的创新选择，是一种迭代的创新。
华为早年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体系，像IPD、SC，走先僵化再优化后固化的模式，这是一种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管理创新。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需要向欧美、日本企业学习，去补工业文明的课。中国企业内在的管理潜力很大，管理创造效益，效能管理创造价值，管理就是经营的能力。模仿学习、改进优化，就是管理创新的本质。
今天我们为什么谈管理创新，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在正从工业文明时代正进入智能文明、知识文明时代，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跟世界是同步的，中国企业在应用层面上甚至是领先的。在数字化新时代，中国企业可能会有原创性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可以进入具有原创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的新时代，尤其中国企业基于互联网技术综合应用，即数字化的线上线下、虚拟现实、软硬结合这种高度融合的商业模式、组织管理模式、运营模式，这些新范式是西方企业未有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企业在数字化时代，我认为会有原创的管理最优实践。
此外，数字化时代的管理，中国企业有一定的文化集体优势，比如“禅宗”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禅”强调新的力量与心力的成长，“禅”的整体观、系统观，“禅”的利他生态，恰恰是符合工业文明时代管理需求的。我们赶上量子时代，量子力学的带叠加原理，可以为我们进行管理创新开启一个新思维。未来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一是基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管理创新，二是基于量子力学的管理新思维。
在操作层面来讲，这几年我们也提出了所谓的“新六化”，比如战略的生态化、组织的平台化、人才的合伙化、运营的数字化、领导的赋能化、要素的社会化，这本身就突破了传统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未来中国企业对世界的贡献，不仅仅是GDP，一定还有管理创新方面的贡献。
杨健：谢谢T，下面我想请问杨帆教授，您作为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与发展？因为杨帆教授一直支持国产化，尤其是在大飞机制造等方面旗帜鲜明。
杨帆：最近我一直研究中美贸易战，基本上我觉得美国已经输了，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已经大幅度上升，恢复到2017年的水平，而且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只增不减。
首先是规模效益的问题，在经济学里，亚当斯密讲的是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比较利益。实际上，中国有4亿的过剩人口，西方经济学假定里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假定充分就业。实际上为什么中美可以双赢？就是由于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边际生产率为零，4亿人出来打工不会影响农业生产。
第二是规模效应。我们一直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过渡竞争的，过渡竞争以后就过剩，过剩之后农民工的成本又上来了，这样我们优势就会丧失。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国际贸易里有大国的规模效应，中国是一个全产业链大国，个别企业想搬也搬不走，这是事实。
第三，我们举国体制能够解决资金和吸引人才的问题，解决不了时间的问题，我们需要时间，所以不能着急，不能简单用两弹一星历史经验来看待我们现在的科技竞争。
第四，究竟国家作用有多大？个人创新的作用有多大？这个需要讨论。比尔盖茨、爱迪生都是个人发明，他们原创性东西都是私人企业起来的，包括马斯克。我们很少有，我们需要寻找后发优势。
杨健：感谢杨帆教授的发言，第一，经济学的理论中把人口作为很重要的变量，而且有这么大的冗余，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第二，产业链想搬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至少在现阶段作为全产业链的国家，对中国来讲还是有持续优势的，下面我们有请纽文新，纽文新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会捕捉各种各样的现象，对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经济行业的问题都能够及时捕捉到，也经常受到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领导们的关注，纽文新是非常善于发现问题的，今天谈一谈怎么解决问题？你认为未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钮文新：谢谢杨教授，今天我们还能一起谈管理问题，谈经济问题，其实这已经是防疫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未来，我想跟疫情也有很大关系，目前是比过去更加艰难痛苦的阶段，这样的状况要维系一个阶段，相信明年春天以后我们会有更好的活跃，这种活跃会带来经济更强大的活力，这是基本的判断。
中国经济已经转向另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以新理念构建新格局，现在政策和手段都出来了，我们刚刚看到拉动内需的重大规划也出来了，未来我们要以内循环的建设作为主要的抓手。我认为管理科学就是一个系统科学，我们首先要研究整个系统的规律，对规律的研究，对逻辑的研究，对逻辑的分析，以及各种各样的系统之间复杂的交叉，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再看金融领域，易会满同志发现中国最大的金融问题是：不缺资金但缺资本。这意味着资源的错配。这是管理者应该考虑的重大金融结构问题，怎么考量？必须要一系列成套的金融改革。所谓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这才是我们应该抓的核心的目标，要解决不缺资金但缺资本的问题。
技术的创新首先要有强大的资本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资本是在支撑科技创新吗？为什么我们不把优质的、有强大现金流的企业资产，用一种普惠的方式给到我们老百姓，进而让我们市场中活跃的部分去支撑我们的创新呢？很多事情需要有更系统的考量，使用符合逻辑的手段，在方向上进行一些创新，我觉得这是特别必要的。
杨健：谢谢钮文新先生的精彩讲话，在中国目前状态下，我们讨论资本，其实是跟资本的归属有关，中国是一个大财政小金融的国家，中央政府有这个引导权。接下来有请吴春波教授，作为一个管理学家，中国的组织行为学的先驱者，您在企业管理、创新这些方面，有什么感悟？谢谢。
吴春波：国内企业需要转变理念，把管理放到应有的位置。当下，疫情阶段，外部市场萎缩，企业需要提升管理能力，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管理创新，首先要对管理进行重视，现在很多企业组织都是机会导向、市场导向、业务导向、订单导向，我们要回到科学管理的本位。管理能够节省成本，能够带来效益。有大量市场机会带来利润情况下，管理可以通过提高效率、节省成本来提升利润水平，利润是我们企业过冬的小棉袄，现在好多企业在这个冬天采用裁员的方法，我觉得非常愚蠢，因为裁员会把未来企业发展的“种子”裁掉，冬天过去还有春天，企业家要给管理进行合理定位。
同时企业要持续投入，任何创新都需要投入，不要把创新浪漫化，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很多企业要反思一下，我们在管理上投入多少，我举个数字，华为现在每年在管理上投入占销售收入的2%，去年销售收入6000多亿，管理投入100多亿。很多企业目前研发投入还不到2%，当然华为研发投入更高，在22%以上，今年达22.4%。这种投入是有价值的，一次投入，常年收益。
管理一定要学会继承，我觉得华为最大的创新就是创新了拿来主义。既然IBM有IPD、ISC、IFS，其他企业有自己的人力体系，英国有NVQ，华为花钱买来，这是最廉价最安全也最有效的办法。有时候 ，折腾了半天发现别人早玩过了，这方面我们千万不能脱钩，我们应该继承人类在管理上的各种优秀成果，不要搞盲目的创新。
我们管理创新还要组织充满活力，任总在华为讲的，方向大而正确，组织要充满活力。我们管理体系如何支撑有活力的机制，使这个合理机制保持我们的人力资源队伍和干部队伍不腐败、不腐烂、不懈怠，保持那股冲劲？这是一个核心。最后，管理别追求时髦，别追求流行，管理一定要回归到德鲁克讲的“有效就行”。管理有个衡量标准，即人均效率持续提升，你的管理要带来效率、组织能力提升，我们回归到这点。
